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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在乎手 萬化生乎身——跟隨觀展熱潮領略董其昌的書畫境界
來源: 光明日報   發布時間: 2018-12-26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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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江疊嶂圖卷(中國畫·局部) 董其昌

    燕吳八景圖冊之西山雪霽(中國畫)董其昌

    青卞圖軸(中國畫)董其昌

 棲霞寺詩意圖軸(中國畫) 董其昌

 

  在晚明杰出的書畫大家董其昌的老家——上海,一場規模空前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正在上海博物館舉辦。觀者云集,熱鬧景象仿若過節,是2018年歲末當之無愧的“不容錯過的藝術盛事”。

  有人說,“看不懂董其昌,說明還未真正理解中國書畫”,也有人說,“董其昌是中國書畫的一把標尺”。如何理解董其昌,真正走進董其昌和他的時代?這場中國大陸規模最大董其昌書畫展經數年籌備,遴選來自上海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海內外15家重要收藏機構的董其昌作品及相關作品共計154件(組),立體呈現董其昌置身的“時代土壤”,梳理其于書畫理論、創作實踐方面的師承脈絡與藝術淵源,力求較為全面地展現董氏的藝術超越和藝術影響。這些來自不同收藏機構的作品,在此展逗留的時間跨度并不統一,其中一些展品展出時間很短。值得一提的是,來自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青卞圖軸》正好度過了它的休養期,才得以來上博露面。

  上海博物館是董其昌傳世書畫的重要收藏與研究機構,多年來圍繞董其昌進行了深入研究。這次展覽因作品呈現背后有著深厚的學術積淀,也被稱為一次“研究型展覽”,可以視為當下董其昌研究最新進展的轉化和大眾呈現。

一個繞不開的人物 

  “回顧近現代百年美術史歷程,無論是書畫鑒賞、畫史撰寫和實踐創作,董其昌是文人畫史上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人物。”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凌利中說。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香光、思白、思翁,原籍上海縣(今上海閔行區馬橋),后徙居華亭(今上海松江區)。明萬歷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后謚“文敏”。作為中國書畫史上承前啟后、影響巨大的一代書畫大家,董其昌集前人之大成,融會貫通,洞察畫壇時弊,以禪喻畫,及時明智地提出與倡導“南北宗論”,并在實踐上充分加以印證,創中國文人畫理論史上又一高峰。他拈出“筆墨”論,昭示“筆性”論,翻開了文人畫創作的新篇章。董氏之后,清初四高僧、四王吳惲、金陵畫派、新安畫派等,乃至晚清、近代300余年畫壇,大都在其理論影響之下而成就,形成了一個群體性的文人畫創作高潮。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術史專業在高校設立,撰寫中國繪畫史成為一門獨立人文學科,對董其昌的關注曾活躍一時。1989年,上海書畫出版社曾舉辦董其昌書畫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后數十年間,規模不等的專題展、研討會此起彼伏,文集圖錄較為豐富。饒有意味的是,這些活動都在大陸外進行。海外的董其昌專題展可追溯到1992年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何惠鑒主持的“董其昌的世紀”展,較近的則是2017年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董其昌和他的時代”。而在中國大陸,董氏專題展長期空白,事實上,大陸學者未曾忽視董其昌的研究。

  在凌利中看來,專題展空白至今的緣由諸多,主因或可概括為四個字:“較難把握”。凌利中回憶,自己20年前入職上海博物館,得到鐘銀蘭和了廬的指導,兩位先生都曾提示,書畫從董其昌入手,可縱可橫,易于理解文人畫妙處。

  此次展覽借用明末清初畫家王鑒評價吳偉業作品之辭,以“丹青寶筏”命名,也是表達這層意思——“寶筏”,原為佛教語,喻指世間一切事物由困惑到解決所使用的方法與手段。董其昌影響并且成就了八大山人、王原祁等一大批優秀藝術家,誠如董其昌摯友陳繼儒的評價:“獅子一法乳,散為諸名家”。董其昌也可視為理解中國書畫的“寶筏”,由董其昌而深入,能夠步入由之貫穿的文人畫史等研究的茂密森林。

  “有關董其昌的研究課題,空間十分廣泛,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其難度與復雜性不亞于甚至超過了趙孟頫的研究。倘有可能,甚至可將其列為中國畫史中的一門‘董學’,猶如文學史之‘紅學’研究,皆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學問。”凌利中說,舉辦此次展覽,期望于系統梳理、重新理解董其昌及其時代的書畫藝術成就與意義方面有進一步的推動,成為董其昌研究的一個新起點。

董其昌和他的時代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云:“畫家以古人為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為師。”他還提出:“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上海博物館專為此次大展布置了兩個展廳,第二展廳進門處,便是模擬的書房場景,條案后懸掛一對書房聯:“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董其昌所處的明末畫壇,面臨并需解決的問題主要有四:一是反思吳門畫派及其后續的局限;二是總結浙派及其末流之失;三是擺脫史無前例的藝術商品化的巨大沖擊;四是需從藝術史發展高度梳理前代畫史并尋求出超越的理論。

  本次展覽由“董其昌和他的時代”“董其昌的藝術成就與超越”及“董其昌的藝術影響和作品辨偽”三個部分組成,旨在較好地呈現藝術性、經典性與學術性的統一。

  第一部分“董其昌和他的時代”,圍繞“以古為師”展開,主要包含兩條線索:一是董其昌的古書畫鑒藏。包括其師友在內,曾經鑒藏并對他們的畫學理論、創作探索產生影響的晉唐宋元等大家名跡,如王羲之《行穰帖》卷、懷素《苦筍帖》卷、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卷、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剩山圖》)、倪瓚《六君子圖》軸等。其中,王羲之《行穰帖》卷為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的珍貴館藏,為唐代雙鉤摹本。作為王羲之書法的忠實追隨者,董其昌在卷后釋文并作三跋,在1609年的跋文中,董其昌提及曾與吳廷、陳繼儒一起觀讀此帖。后董氏將此帖換得李唐《江山小景圖》卷。

  另一條線索是對董其昌的藝術、人生與畫學思想具有深遠影響的前輩墨跡。涉及詹景鳳、莫是龍、項元汴等,旨在探討董其昌置身的“時代土壤”,尋找其書畫理論和創作風格形成的脈絡及淵源。凌利中認為,梳理這條線索可以發現,“南北宗論”這一繼往開來的理論并非一人所創,而是凝聚了包括董其昌之前數代理論家的探索和智慧。在董其昌的時代,這股明代最為重要的畫學思想,其理論框架業已形成,董其昌則是憑借他人無法企及的天資稟賦與卓越實踐,做了最佳總結,成為最具說服力的“時代發言者”。

  展覽第二部分以“宇宙在手”為題,鋪陳董其昌的藝術成就與超越。以董氏創作時間為序,大致分為早、中、盛、晚四個時期:即汲取傳統期(50歲前)、兼容并蓄風格形成期(51歲-62歲)、成熟期(63歲-72歲)、人書俱老天真爛漫期(73歲-82歲)。展品包括傳世所見其最早畫作——作于35歲的《山居圖》扇,至作于82歲的絕筆《細瑣宋法山水圖》卷,跨度長達48年,且盡可能涵蓋其各時期代表作:如早期的《燕吳八景圖》冊,中期的《晝錦堂書畫合》卷,盛期的《秋興八景圖》冊、《棲霞寺詩意圖》軸,以及晚期的《行書裴將軍詩》卷、《關山雪霽圖》卷等,旨在較全面地展示董氏的藝術成就,還原其艱辛的藝術探索歷程。

  董其昌在梳理傳統畫史的過程中,提出了著名的“筆墨論”:“以蹊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他將筆墨從丘壑中完全抽象獨立出來,使之成為一種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繪畫語言,意味著文人畫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從此,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不僅可借宋人平淡天真之丘壑、元人蕭疏簡遠之意境得以呈現,也可以抽象筆墨予以體現。藝術家不同的氣質秉性與文化性格,表現于筆墨則為“筆性”,即筆墨性格。

  展品中,一件長達6.43米的上海博物館藏《臨顏真卿裴將軍詩卷》驚心動魄,通篇行氣疏朗,用筆沉著豪邁,有力拔千鈞之勢。董氏大字行書以米法居多,如上海博物館藏《行書天馬賦》、故宮博物院藏《行書岳陽樓記》等,此卷則以顏體為法,在其傳世作品中實屬罕見。

  一組波士頓美術館藏《董其昌畫稿冊》也是難得一見,畫稿尺寸、形式不一,構圖亦不完整,應是董氏平日隨意鉤摹用作筆記。所畫各種樹、石、皴、染,米家云山、倪云林折帶皴石,提綱挈領,拈出要訣,不僅具有繪畫示范意義,對于研究明末畫譜和畫稿出版,也有重要價值。展出的上海博物館藏《董其昌自書詩文稿》,則為董氏詩稿原跡孤本,通篇書風行草間雜,風神自然,行筆流暢,此稿有董氏諸多跋語,皆為談藝之語,頗具史料價值。

直面“真假董其昌” 

  直面董其昌作品真偽,不回避對某些傳世名品真偽公案的呈現,是本次大展的一大亮點。

  由于董其昌的特殊地位,明末清初之畫壇,大都離不開對其畫學思想的繼承。隨之產生的,便是董其昌贗品空前泛濫的現象,世稱“濫董”,這是古書畫鑒定中一個繞不開的重點與難點,也是中國美術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董其昌自己就曾在《嘉樹垂陰圖》的自題中透露,其54歲時已有贗品行世。這些贗本作偽水平之高超,連董其昌的摯友何三畏都每每走眼。

  展覽的第三部分不僅包括受董其昌影響的主要畫派、畫家之作,且關注與董氏書畫代筆、作偽相關的藝術家。凌利中認為,董氏書畫的真偽問題,至今缺乏實質性推進,探討空間巨大。辨偽識真,是撰寫畫史的前提。反之,不僅妨礙理解董氏藝術精髓,更影響對文人畫史的研究,希望通過這次展覽提供一個開放的討論平臺,推動相關學術研究的深入。

  傳世董氏書畫中不乏“雙包”現象,如分藏上海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佘山游境圖》軸等。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上海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分藏的兩本《煙江疊嶂圖》卷。此次諸多“雙包名品”同臺展出,引起了不少現場觀眾深入探究的興趣,也體現了博物館之間的充分信任和直面問題、推進研究的坦蕩。

  “改頭換面”是古代重要作偽手段之一,上海博物館拿出自家館藏《臨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做“案例教學”。凌利中介紹,先從文字內容對比“上博本”與日本學者古原宏伸編《董其昌書畫》中刊載的董其昌《仿各家書古詩十九首》冊(簡稱“冊頁本”),并通過題跋得知兩本都創作于董其昌56歲時。再與董其昌56歲左右的書法進行對比,判斷“冊頁本”為真跡,“上博本”則與董其昌書風相去甚遠。接下來,尋找真正的書寫者——“冊頁本”沒有而“上博本”有的周亮工題跋提供了重要線索,順藤摸瓜,發現其內容出自周亮工《賴古堂書畫跋》中題宋玨《摹董文敏各體十九首》卷,但文字經過了加工。又從“上博本”的鈐印“自娛”朱文引首長方印發現,為宋玨自用印,進而得出結論:“上博本”系明代書畫家宋玨所臨,經清初書家鄭簠珍藏、周亮工鑒賞著錄。流傳過程中,遭到書畫“劊子手”改頭換面,裁去宋玨自題、周亮工真跋,并據周氏內容予以加工、添以偽跋,冒充董氏作品牟利。一旁的電子屏中,可以看到整個鑒定過程和作品細節比對,如福爾摩斯破案般,抽絲剝繭,破解真相,十分過癮。

  為豐富觀眾的參觀體驗,上海博物館在展廳內推出“董其昌數字人文”專題,從年表、行旅、交游、作品等角度融匯數據,以可視化的方式呈現董其昌和他的時代。展館內還有別具一格的“董其昌人文茶點”和文創產品提供,給觀展增添了不少樂趣。

  記者了解到,此次大展將持續至2019年3月10日。上海博物館還將在2019年1月21日至23日舉辦董其昌國際學術研討會。相關學術活動的舉辦,將進一步推動董其昌及其時代的藝術成就的系統梳理和重新理解,同時也是打響“上海文化”品牌,大力挖掘與弘揚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精髓的重要舉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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